在相对性权利中，权利相对人虽非权利让与关系之直接主体，但权利让与所引发的效果，仅为权利主体之变更，而该“特别关系”仍然存续并拘束权利相对人。权利相对人在无自己意思参与的情况下，被迫面对新的权利人，其原有之利益会遭受影响甚至损害，从而就需要在立法上设置相应措施，以资应对。如在债权让与情形，债务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，就是在让与人(原债权人)与受让人(新债权人)中，自己究竟应对谁为给付，才能达到债务清偿之效力，因为受领给付之债权人若不适格，则债务人之履行行为不生清偿效力，其债务也就不能消灭，仍须对适格债权人重新为给付。故为方便债务人确认适格债权人计，在债权让与中，遂有对债务人为通知的制度以及其他善意保护措施。
       在股权让与中，公司所处地位类似于债权让与中的债务人，同样具有如何确认谁为其适格股东的利益所在。但是，公司与其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相较于普通债务人对其债权人之债务关系，远为复杂。换言之，在股东与公司之关系中，公司之地位并非单纯的某一特定债务之债务人;确认适格股东对于公司的意义，也绝非仅限于公司对股东履行某一特定义务时，该特定履行行为是否适法的问题。这是因为，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人合性组织，须臾离不开成员或股东要素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为一种继续性法律关系，伴随股东身份之始终，也伴随公司运行之始终。这意味着，股东对公司之权利义务，虽自始有其框架或生成机制，但各项具体的权利与义务，非如某一普通债权关系之自始确定，而是随继续性法律关系之发展，或者作为组织之公司的运行，随生随灭，又随灭随生，往复不止。更为关键者，股东权利中的管理性权利，如表决权、知情权、建议权乃至质询权等，这些权利之行使与实现，反射到公司内部运行层面，就落实为公司的治理结构及其运作，尤其体现为股东会运作的全过程;股东会之召集、通知、议事以及表决等，为保证其程序的合法性以及相应股东会决议之有效性，首先必须审查参会股东的资格，确认其是否为适格的现任股东。因此，在股东与公司之关系上，股东资格确认问题，对公司来说，是时时面临的常规性事项，甚至一种程式性事务。
        准此而言，在股权让与情形，也就不能简单地照搬债权让与中对债务人为通知之模式，作为公司确认其股东的依据。另一方面，引起股东变动的远非股权转让之一种情形，因公司嗣后增资而对新增资本的认缴、股权继承(《公司法》第}s条)以及公司分立或合并等情形，均会发生公司股东之变动，进而均会导致公司对其股东的确认问题。质言之，对股权转让情形受让人股东资格取得之规制，须纳人公司内部股东资格确认制度的整体之中，并遵循作为独立组织体之公司在运行上的内在逻辑与秩序。而公司在组织运行上的效率与成本规则，自然要求依据一种简便易行且有程序保障的形式化标准，来处理表现为程式性事务的股东资格确认问题。这一形式化标准，就是《公司法》第犯条第2款所确立的股东名册标准。
        由此可进一步明晰本文所持的“意思主义”的构造逻辑。申言之，虽然随股权让与行为之生效，受让人已取得股权，但是受让人尚不能据此向权利相对人即公司行使其所取得的股权;反之，公司同样也不能仅依据股权让与之事实，径直向股权受让人主张履行其股东义务。而在与公司之“特别关系”中，受让人何时得到公司之认可，取得其股东资格，则须依公司组织内部运行的特别秩序，亦即遵循股东名册制度。这也意味着，在股权让与情形，一方面，受让人须经记载于股东名册，方取得对公司关系上的“股东资格”，进而据此向公司行使其所取得之股权;另一方面，记载于股东名册这一程序，不必也不能成为股权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变动的(生效或对抗)要件。更何况，《公司法》第32条第2款之表述(“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……”)，并未将股东名册记载的作用限定于股权让与情形，而是包括了所有的根据不同原因或基础关系而取得股权的各种情形，由此也表明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要求，并非为股权让与情形所特有，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纳人股权让与的要件构成中。